意外收了两件德国的铜质汽炉

Wed, 11 Apr 2007 13:29:35 GMT

昨天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古老的家具、瓷器。昨天，对准了瓷器，找了两个瓷茶杯子回来，一擦才知道，有一个有点残了，把要掉！今天一早准备骑车回去再找找看，刚到燕儿岛路，被徒弟一个电话叫了回来，他带朋友来店里买东西，还有30分才到，还来得及去逛逍遥路的花鸟市场，买了两盆小小的花，一盆叫豆瓣儿绿，一盆叫什么钱草，长的很雅致，名字俗气了点，不过挺好看的。我就买回来了，呵呵。

也许是那个残的杯给我带来了和这两个汽炉的缘分，忙活完11点多了，我还是得去看看能不找到一个不残的杯子。实在不行，就把这个残的拿回来，退换也是没有必要的。就这样一个心态，我又去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在一堆布满尘埃的各种东西里挑拣了起来，今天看起来长脑子了，现场先擦灰再看看仔细！基本把想看的东西都擦了一遍，好家伙，尘土飞扬一点不过分，最后有点失望，杯子注定要有一个残的了，残的跟了我也算是个缘分，既然我接受了他，就不能再推出去不要了。看来只能像我跟杨佳说的那样，好的那个给他，残的给我好了，呵呵。就在失望打算回去的时候，扬帆指了下在桌子边上的一个铜物件，呀哈，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很像我现在登山的时候用的汽炉嘛，擦擦看，好玩，没犹豫太多，就拿出来了。有个其中有一个是出自德国的谦信洋行（见下方同色文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该值多少银两，更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残缺到了什么程度，看了看，嘿嘿，一冲动，我就买了回来！

一天终于忙停了，网络太好了，google太伟大了！我生活在这个年代太幸福了，哈哈。上面我看到的“谦信洋行泵汽炉”搜索！还好，没让我失望，找到了一点点有关的资料。都是关于这家洋行的，也让我大致推算出了这个东西的产地、年代！初步。

这两个东东，其中标有“谦信洋行泵汽炉”字样的这只，可以断定是来自德国的，而且是经德商的谦信洋行流通的，至于什么人用过，价值几何还不清楚。相关德商的谦信洋行，网上能够找到一点资料，最早的清光绪年间1905年时就存在，还知道这家商行在山东省设立多年，应该是有一定的商业地位的企业，但这家，主要是做染料的。其中一个古代名人周忠良，相关资料见下面红色文字。我找到了自己收集的乐趣，着高兴。最少，这两件东西，见证了一个历史时代，可以说是青岛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东西是不是当时德国人占领青岛的时候什么人用的呢？一个城市的历史时代再现，透过几个锈迹班驳的文字，可以探究历史。真好玩，第一次收集，找到这样的乐趣，兴趣大增，以后继续加油，努力。写下这篇日志，为的是整理资料。空的时候，慢慢研究！

周忠良(1876—1957)，又名亮，字良卿，号宗良，昌溪周邦头人，出生于浙江宁波。初在宁波海关任职，旋入德国的爱礼司洋行宁波经销行美溢颜料号任译员。后与人合资开设通和纱厂，独资开设谦益顺号，经营贝士富牌靛青兰染料和糖、棉花、鱼酱、鱼胶等土产的进出口贸易。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上海，入德国的谦信洋行任职，深得大班轧罗门赏识，后任该洋行买办。民国3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在华德商纷纷回国，轧罗门离沪时，将谦信洋行全部栈存染料折价赊归忠良。大战期间，颜料来源中断，日、美等国商人来沪抬价收购德国颜料，以应国内需要，颜料价格狂涨数十倍，最高达百倍以上，忠良因栈存颜料数量大而成为沪上富豪。民国13年，德商在沪成立德孚洋行，谦和、爱礼司、裕兴、咪咆、禅臣、礼和、拜耳、广丰等洋行中的颜料业务，悉归德孚洋行集中经营，忠良任德孚洋行总买办，成为德国颜料在华的总推销人。颜料销量扩大，分支号猛增至200余个，资金400万元。时有“颜料大王”之称。同时，于民国9年前后，集资140万元，与贝润生等改组谦信靛油公司为谦和靛油号，任副经理，实际负责业务，先后在全国设立17个销售处，数十个分号。民国19年独资开设周宗良记颜料号。此外还投资兴办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先后任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董事。还投资经营工矿企业，有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杭州电汽公司、华商轮船公司、康元制罐厂、公和纺织厂、振丰毛纺织厂等。独资经营的有宗泰进出口行、镇东机器厂等。与人合资的有信余汽灯号、如生罐头厂、宁波恒孚钱庄(后为银行)等。民国37年6月移居香港，大部分资金转移到瑞士、德国。

上海最后的老克勒们--这才是我心中的上海印象.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品质的表现. 他们的消失难道是不可逆转的吗? 痛心的思考

Friday, 12. January 2007, 01:17:47

老克勒们在homeparty上翩翩起舞

宝庆路3号这个老克勒的据点如今已经易手

老克勒们刻意修饰打扮，恪守绅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乐

上海最后的老克勒们

上海最大私人花园洋房纠纷案，

使得宝庆路3号等旧房子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

昔日的殖民文化、旧时的豪门故事，

时光如同倒播的老电影再度缓缓呈现。

而承载这一切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是上海老克勒。

许多年来，无论世界如何改变，

他们都像是殖民时期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一样，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今，他们确实老了，

岁月和潦倒正无情地把他们逼向历史的角落。

本报记者走近他们，

讲述他们特殊的身世经历，

汇聚他们另类的人生故事，

试图在记录这个人群的同时，

呈现一幅以上海为背景的别样历史画卷。

“老克勒”，一个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词，具有多种释义，但老克勒们更偏向于一种解释：class的谐音，表示上流阶层，象征着品位与格调。正宗的老克勒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滩的摩登年代。

一场持续两年的房产纠纷案的尘埃落定，在上海引起了绵延数月而不绝的反应：业内人士哗然，媒体相继报道——上海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上海地产集团合法购得拥有80多年历史、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

由于成交价7300万元近乎市场价的50%，价格之低令人匪夷所思，于是质疑交易内幕成了舆论的第一焦点。

在无法触及真相只能不了了之后，人们开始从故纸堆里翻找宝庆路3号的前世：上海“染料大王”周宗良的私人宅邸。如此众人才明白，为何在上海的钻石地段盘踞着如此嚣张的花园别墅，占地面积竟然接近5000平方米。这一切，只因其主人的财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抽丝拨茧地寻回历史后，自然好奇周氏后人的现状。叩开宝庆路3号那扇宽厚的黑漆木门，萧条的院落里只有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主持大局，另外两个主人：徐的姨夫和表兄则始终避于见人。

徐元章的母亲周韵琴(又名淑芬)是周家四小姐，1957年周宗良病逝于香港，周韵琴赴港奔丧，从此一去不回。徐父徐兴业所着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无奈得奖前一年已然病逝。

若非房产纠纷引来注目，外人绝无可能知晓，这座看似寂寥的陈旧宅邸里，竟然隐藏着一个秘密：每逢周末，一群老克勒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宝庆路3号的巨型客厅里举行舞会，用老克勒的话说：“这叫homepatry，四十多年前，我们每周都举办。”

“老克勒”，一个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词，具有多种释义，但老克勒们更偏向于一种解释：class的谐音，表示上流阶层，象征着品位与格调。正宗的老克勒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滩的摩登年代，谁能想象那时巴黎最新款的服装不是送去纽约，而是运来上海？

而彼时正值青少年乃至孩童的老克勒，因家世显赫或至少殷实，成了西方流行文化的拥趸。在那时培养出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保留至今：刻意修饰装扮，恪守绅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乐。这些明显异于同龄人的洋派言行，致使他们成了一个只存在于上海的特殊群体。

在宝庆路3号看着这群老克勒翩翩起舞，昏黄的老房子里流淌着六七十年前的西方流行乐，以至于光影开始错乱，时间竟能倒流：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段特殊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汇聚他们的故事，竟然呈现出一幅以上海为背景的别样历史画卷，像是一堆活化石集体朗诵着历史。
摩登时代

摩登年代的上海，豪门世家里有“土财主”，也有“洋务派”，“染料大王”周宗良属于典型的后者。这个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宁波人，从小就读宁波耶稣教会创办的斐迪中学，学得一口流利英语。

1905年，30岁的周宗良来到上海，担任经营染料的德商谦信洋行“跑街”，5年后升任洋行买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回国，当时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因为德国公司的财产当时被视为“敌产”，该行老板深恐大战中受损失，就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染料也全部折价卖给周宗良。

战争导致了亚欧之间运输断绝，不久之后，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谦信洋行全部仓储，因而一跃成为染料业巨子。

战争结束后，周宗良将所有不动产及巨款悉数归还德商，他以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不久就成为德国法本集团(二战时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伙伴)在中国的总买办。

时至1929年，周宗良的资产已十分可观，仅外汇储蓄就有330万美元。到了40年代，更达400万美元。而当时上海滩头号人物杜月笙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几万美元。

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商手里买下宝庆路3号，并在原建筑基础上扩建，形成了客厅、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和厨楼分别独立的形式。而这种建筑概念在七十多年后被上海佘山2.5亿元的顶级别墅又拿来当作卖点。

因为从小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厨房装有煤气，瓷砖一直贴到天花板。欧式的餐厅有柚木餐台、酒吧台和彩色玻璃，边上放着硕大的皮沙发。佣人们伺候主人进餐时负有不同职责，有人可以进入，有人只能从特别的窗口将饭菜传递进去。

至于家居摆设，则更为西式。会客厅的家具、灯饰均从法国购入，风格仿造中世纪贵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楼进门有衣帽间，绿色吊灯搭配黑色挂衣橱。楼上的家具都是米色的达芬奇家具，后来“文革”中抄家时统统被搬走了。

如今宝庆路3号的那扇黑色大门在当年是二道门，边上有两个守卫，“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听年长的亲戚说，当时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太土。

那时的上海，充斥着欧美流行文化。上流阶层消费着顶尖的奢侈品，年轻的精英阶层追逐时尚风潮。

徐元章舞会上的常客、人称“嗲妹妹”的赵曼芙，其父赵增涛师从上海近代建筑业创始人杨斯盛，并继承其衣钵成为当年上海滩上口碑最好的建筑商。“解放前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完全仿造秀兰·邓波儿的风格。”

男人们购物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段路上有两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装店“兴泰”和“裕泰”。兴泰出售的商品均从国外进口，都是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国际品牌，如Burberry的风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于烟具，店里最贵的烟斗Bestmade，每只卖到五十美元，当时等于一两黄金的价格，即使这样贵，也不必发愁没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装要跑去如今的南京东路。那里有欧洲人经营的西服店，衣料都是从英国进口，一两黄金只能订做两套西服。

“年纪大的模仿英国绅士，年轻人就学好莱坞明星。”徐元章舞会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岁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业发家，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戏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留八字胡，我也留了，还弄了个菲律宾Style的发型，后面留长，两边隆起，像个鸭屁股。”

而被上海年轻女性模仿频率最高的好莱坞女星是费雯丽，女孩们学着她在《乱世佳人》里的装束，勒紧小蛮腰，突出胸部。

徐元章出生于1945年，来不及感受彼时上海摩登气息的他，只能根据周遭年长朋友的描述，还原那个年代里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学习西方礼仪和文化，在棒球场和网球场上挥汗如雨，在仙乐斯和百乐门里大秀国标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里欣赏与欧美同步放映的外语片。

因为外语片的兴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当时有记者将这玩意比喻成“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德国人在华企业统统没收和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由盛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龄最小的儿子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宝庆路3号。
惊弓之鸟

徐元章是在1951年随其父亲一同搬入宝庆路3号。曾经的上流阶层一夕间变成了普罗大众，甚至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下会自觉矮人一等。

“那时候精神压抑得很，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赵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样，虽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生活标准，但在外却表现得极为收敛。“那时我们在中西女校读书，都是富家女，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敢穿白袜和黑布鞋，简单的白衬衣配长裙。”赵曼芙只在家里，才会穿上亲友从香港寄来的牛仔裤，满屋子转悠。

“我可不管，照样穿着‘老人头’皮鞋和料子裤出门，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朱廷嘉在抗战期间，随家人跑去香港避难，解放后又跑回上海，“那时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飞回来。”

根据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里并不收敛。周宗良离开上海后，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内地产业的负责人。他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耗费4万美元游玩欧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挥霍的同时，周宗良却在香港病入膏肓。由于当时香港市面不景气，年事已高的周宗良无力打理产业，只得托付于两个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遗嘱：内地财产分配比例为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国内财产多为不动产，加之周氏家族人丁众多，致使继承关系更为复杂，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产纠纷的缘起：拍卖宝庆路3号，以便周氏后人用现金方式分割这座不动产。

徐母周韵琴于1957年赴港奔丧。处理完香港事务，国内却开始变得不平静，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周韵琴无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团聚，但当时身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党员的徐兴业知道，此时申请出国比登天还难。

徐元章从此再未见过母亲，但是作风洋派的母亲留给他的影响确是根深蒂固的。周韵琴赴港那年，徐元章开始学画，与母亲师从同人。周韵琴临走前的一个随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毕生的事业，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画以上海各处的老洋房为摹本，加上他的想象，再现摩登年代里这些建筑中弥漫的class气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会里，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现频率极高，却从来不跳舞。周麒为人低调，寡言静坐角落，若非边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结婚时的女傧相是宋美龄，还真不知道周麒竟来自于当时上海滩上真正的世家。

周麒的外祖母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外祖父聂缉规曾出任上海道台，并一度成为上海纺织界的泰斗。后周麒三舅聂云台经营的恒丰纱厂一度成为上海民族纺织业的中流砥柱。

解放后，聂家在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等运动后，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最让周麒为难的，是聂家根深蒂固的“洋务”传统，遇上了50年代那种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格调，该如何在矛盾中自处？周麒的表哥们早早地丢弃了家中老照片、旧账本、信札、纪念物，或是把家当送人，上缴大屋。

而周麒却依旧坚持着他在摩登年代里形成的喜好——打桥牌。也因此，改革开放后，周麒所着的关于桥牌规则的文章在国际桥联作家协会征文比赛中拔得头筹，《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文章，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

“我不喜欢跳舞，不过我喜欢来宝庆路3号，这里的人有共同语言。”周麒看着比他年轻的老克勒陶醉地舞着，忍不住用纯正的美声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词。

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

正在离去的老克勒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饭店舞厅重新开放的那一晚，朱廷嘉们为之欢呼雀跃了好长一段时间。“5元一场，我们快跳疯了。”百乐门重新开业的时候，就数他们最兴奋，抱头大哭，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

赵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缝师傅。那人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出身的，后来在上海时装公司工场间做大路货，赵曼芙叫他周裁缝。需要时扔一张明信片给他：明天晚上来我家白相。他就心领神会了。赵说，女人和她们的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是一种一辈子的追随。

1980年，和平饭店恢复成立老年爵士乐队。久违的吉米·金和他的伙伴登台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们蜂拥而至。音乐响起，老上海的丰韵在这里铺展开来。朱廷嘉坐在底下，泪流满面。他的一个舅舅，另一个老克勒，便是乐队成员之一。

1984年10月24日，蒋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亲从香港寄来了房屋委托书。徐元章也如愿以偿地搬回了宝庆路3号。

1989年，台湾人盛扬忠，第一次到上海。这位57岁的设计师是百乐门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寻找百乐门舞厅。一开始还误以为南京西路百乐门大酒店是在原百乐门遗址重建，十分惋惜。后来总算看到外观完好的老百乐门，还有些失望：似乎没长辈描述的那么富丽堂皇。

台湾人对旧上海的怀旧情绪直接影响到1990年代的上海。从那时起，上海掀起了第一股文化浪潮——怀旧思潮的复兴。

当新上海越来越有能力去复制好几十年前的老上海时，老克勒逐渐显山露水，并从文化上得到了确认，“老克勒”这个称呼也正是在那时被创造了出来。

这份肆无忌惮漫延着的怀旧氛围，催生了老克勒回忆中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昏黄的灯光，浓重的阴影，黑暗中闪烁的眼神，老式的座钟，飘逸的旗袍，也将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征放大开来——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腿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纤毫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考究的老克勒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滥的美国水手腔，并为此分出不同等级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讲究。他们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打英文信件的习惯，他们仍然听二三十代的爵士音乐，戴他们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劳力式、欧米茄，跳那个年代的国标。这些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将此等同于高贵、上流。他们不能忍受时下流行的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样是国标，他们也严格区分开来。

“以前跳舞和现在完全是两样的。”朱廷嘉说。在他眼中，交际舞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绅士之间的比拼，而舞场就应该像徐元章周末举办的homeparty一样，弥漫着一股儒雅迷人的气息。

与外界、当下的这种格格不入，让老克勒更像一个孤岛，杵在大上海。他们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泰电影院、德大西餐社、华侨大厦流连忘返，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们忽视的角落。

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看来，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着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
唯一能够打败老克勒的是岁月和潦倒。

再过两个月，徐元章就要搬离宝庆路3号，这个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这里弥漫着外人不能渗透的谜。院子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阳光斜照着书房里徐元章孤单的身影。一门之隔，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前来消遣的老克勒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昔日岁月。

五十年的坚守最终还是崩溃。当年的老克勒如今已经死去或者严重地老去。新生的小资和中产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却尚未掌握老克勒的信念。他们在老克勒的外围打转，为殖民地的历史陈迹而激动不已，指望在未来成为接棒人。

事实上，这些人谁也成不了老克勒。“因为经历的不可复制性，所以这群老克勒没有继承人，当他们最终相继离开后，一个带有鲜明的上海特殊历史烙印的群体将彻底消失。”朱大可说。

再过两个月，徐元章就要搬离宝庆路3号，这个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这里弥漫着外人不能渗透的谜。院子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阳光斜照着书房里徐元章孤单的身影。一门之隔，老唱机依然缓缓流淌着往日旋律，前来消遣的老克勒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昔日岁月。

德商美最时洋行概貌

王轶群

青岛政务信息公众网——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网上站点

http://jgdj.qingdao.gov.cn/shizhi/wenshi.nsf/0f9232fecb18304548256a4900275434/99ff83cd502e346348256acd00112622?OpenDocument

　　德商美最时洋行，是德国侵占青岛期间德商经营的洋行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就在上海设立总行，在天津、武汉、青岛设立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撤退回国，不几年又卷土重来。青岛崂山汽水公司和美口酒厂，就是美最时经营起来的。同时，该行还经营一般洋行的进出口业务，还代理德国北德轮船公司的远洋航运业务。　
　　青岛美最时分行最初设在冠县路码头附近。经理人先后为德人凯孟、梅雪生、付朗德、白切尔、石德等。他们除直接雇佣懂英、德外语的华人为其服务以外，还采用了其他洋行的“买办”制，由买办承包其进出口的全部业务。1932年以后，又取消了买办账房，直接雇佣华人经营，给予一定扣佣。直到1945年该行才结束业务回国。在1928年至1932年间，笔者曾在该行工作过一个阶段，对其业务情况，知道一些，现根据回忆所及略记如下。　
　　所谓“买办”就是洋行业务的总代理人，他们的办事处所叫“华账房”。买办必须懂得商业经营，在商界有一定威信而且有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才行。美最时的买办是田昭麟。买办在当时是所谓“高级华人”。洋行给华账房提供一定的办公费和办公地点，在总的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率的佣金。除去必要开支，剩余即为利润，除了年终分红，全为买办个人独得。这些“高级华人”，经常与官僚、权贵往来，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　
　　美最时洋行从德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各种型号的桅灯、铜质汽炉、抽屉锁、缝衣针、绒毛线、染料、摩托车、名贵补品“撒拿吐谨”、“福美明达”，以及从法国进口的世界著名的“4711”各种高级化妆品等，都是一本万利的。　
　　出口则和其他洋行一样，以低价收购我国的土特产如花生油、花生等，然后雇佣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精选、打包，运往码头，转销德国及世界各地，如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城市。　
　　华账房为了推广进出口业务，还在省会济南设立了办事处，派专人常驻办事处，主要为推销进口染料。当时，山东只有几家能制造膏子青染料，其他染料全靠进口。德商的德孚、谦信两家洋行，在我省设立多年，专营染料。美最时洋行就在济南经销大德染料公司的各种鸡牌染料。同是德国洋行，为了利润，他们也彼此展开激烈竞争。美最时在竞争中是经常占上风的。此外，美最时还向济南裕兴、潍县裕鲁等几家染料厂提供德国的制造煮青的化工原料石炭，每年都有几笔大的生意成交。　
　　美最时还代理德国北德轮船公司。这家公司有万吨以上的轮船多艘，航行世界各国重要港口。这是该行的一项重要业务，不经过华账房，由他们自己经营。这些巨轮装走低价购买的土特产至世界各国，然后再将工业成品由世界各国运到我国以高价倾销。就这样常年累月地进进出出，收到巨额利润。　
　　因为青岛当时被德军侵占，他们凭借军政特权，在经济侵略上是无孔不入。除了美最时洋行以外，还有哈利、顺和、禅臣、太隆、礼和、古德、德孚、谦信、鲁麟、世昌、信昌、大成、天利、吉利等许多洋行。他们的经营方式方法大同小异，都是依靠他们的势力，关税优惠条件，以低价收购我国的土特产花生米、花生、牛皮、猪鬃、羊毛等，雇佣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为他们精选加工，运往本国或欧美其他国家，然后再高价倾销成品。这使我们的民族工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以致无法生存或发展。　
　　外商和所谓“高等华人”都发了大财，而华账房的职员，绝大部分都是单身汉，由他们供膳宿，每月十元八元的工资，仅能维持生活。至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叫做“苦力”，因又受华账房和把头的层层盘剥，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尤其是那些女工，因那时没有公共汽车，有的住在吴家村，不管严寒酷暑，披星戴月，步行几十里来市里上班，为了一天几毛钱的工资流尽血汗，还要忍受把头一类爪牙的欺侮。

静云幽深: 收藏之趣

070929新机G9,幸遇一天珠

意外收了两件德国的铜质汽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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